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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吉林大学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师德学风建设。我作为在吉林大学工作40多年的普通教师,感到吉林大学教师的师德风范是有传统的,深深地植根于平凡的教学之中。在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实习和第一次带学生考古实习的故事中就体现了这一点。现在的青年教师如何继承吉大已有的师德传统,是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实习

1976年4月,我是吉大考古专业一年级学生,第一次参加考古的田野实习。实习地点是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我在1975年的春天还是吉林省农村的一名知青,时隔一年我已作为一名吉大学生来到了河北的农村,因此感觉到了明显的对比。吉林省的农村,农民住着草房,墙是草拌泥堆筑的。而河北的农村都是很像样的瓦房,有的院子还用水泥抹的地面。但是在吃的方面,东北农村的正月,几乎每家都要杀猪,冻很多的粘豆包,还有一缸酸菜。而在河北,我们发现这里的农民舍不得吃纯粮食的面食,里边要掺杂谷之类的东西。我下乡的东北农村,全村只有一户人家有自行车,车主是大队的小学教员。而易县的农村几乎每家都有自行车,后来我们去别的村附近的工地发掘,都是身为农民的民工骑车带着我们从驻地的这个村儿到发掘工地的。由此我发现同样的财富,东北农村和河北农村对财富在衣食住行上的分配是不一样的。这应该是由当地的文化传统造成的。现在我才意识到,当年的我很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视野。对于现在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来说,有意识地了解社会非常重要。从专业出发,了解现实社会是学习和研究古代社会的基础。

说到田野发掘,我们这次发掘的每个探方,都是我们七五级新生和七三级的老生混合组成的,但是带队的老师只有匡瑜老师和林沄老师是考古的专业老师,所以不可能每个探方都有考古专业的老师。我们探方虽然没有考古的专业老师,但是有一位技工。他常年在燕下从事考古,非常有经验。他是我从事考古田野发掘的第一个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终生受益。

学生时代的杨建华教授(下排左一)在燕下都遗址

第一个探方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进入到室内整理阶段。一般都需要一天到两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探方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并不复杂,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就整理完毕。很快我们就转入了第二个探方的发掘。通过对第一个探方的总结,我发现在发掘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得非常清楚,所以我特别期待进入第二个探方,想通过这个重新给我的机会,留意没有搞清的问题。

在考古发掘的间歇,林沄老师为我们讲授了商周考古,我们坐在马扎上,社员家的院子里还有鸡和羊的叫声。我记得林老师讲商周考古时几乎一半的时间是讲授商周的历史,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学习中国古代史。

河北省配合我们发掘的是燕下都工作站的石永士老师。吉大带队的是当时作为考古教研室支部书记的李木庚老师,他不仅做这支队伍的思想工作,还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通过和县里协调,李老师给我们争取了尽量多的细粮,所以我们的生活还是非常有保障的。每个人两个探方发掘结束后,进入到大墓的发掘过程,不需要那么多学生了。当时林沄老师在编撰《工农考古基础知识》,我就被分配到编印此读本的刻钢板和印刷的队伍中了。

后来在湖北江陵负责发掘的张忠培老师也赶到了燕下都工地。我们已经进入到发掘的尾声。根据这些出土的陶器,张老师领着我们几个同学来排陶器。我当时完全不懂张老师的思路,只是看着他怎么样来排陶器。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好的机会,我都完全错过了,因为不懂基本原理,听着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不管怎么样,总算看到了张老师分析陶器型式演变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考古发掘结束之后,老师们安排我们到北京参观,我们住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宿舍里。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北大同行给予我们刚刚创办的吉大考古专业极大的支持与帮助。老师们当时给每位同学买了半个月的北京市内的公交月票。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北京,非常兴奋,除了上课和参观,我们马不停蹄地跑了北京很多的景点,多是与历史有关的地点,例如十三陵和长城。那时北京的交通还不太拥堵,我们每天早上从北大出发到北京市中心,比如故宫、国家博物馆,从动物园换车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北大,严文明老师为我们作了讲座,是讲彩陶西进的过程。严先生论证问题时严密的逻辑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社科院考古所,苏秉琦先生给我们作了讲座;当时我不是完全能够听懂这个讲座,只记得他讲了广东的有段石锛,还讲了谱系的问题,我记得黑板上画了一棵树。对于苏先生这样的考古大家,我们作为一年级的学生,真的很多东西都听不懂;但是我们永远都记得严厉的张忠培老师见到他的老师苏秉琦,对老师的佩服和尊敬,让我们很受触动。

当时在北京参观的时候,是林沄老师领着大家参观。每到一个商周青铜器的展柜前面,林老师就结合他给我们上的商周考古课的内容和这件器物来分析和讲解。我们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所以这次发掘和参观学习对我这个一年级的考古学生来说是终身难忘的。我的第一位田野老师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技工,他的话语不多,但是我带着问题来学习,有意识地把书本与实践结合起来。学习后由授课老师带领的参观,又一次把书本和实物结合起来,都是非常难得的。做了多年的教师之后才体会到,当时的考古专业老师对我们的安排计划是完全从学生的培养出发的。 

我第一次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

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外语系和本科生一起学习英语。1980年我才第一次带学生田野实习。这次实习的学生是在吉林大学参加培训的国家文物局考古培训班的学员,发掘地点选择在山西太谷县白燕村遗址,这个遗址是吉大的许伟老师和北大的刘绪老师(他当时在山西省考古所工作)选的,他们在先期调查后最终选择了这个遗址。八月份我和学员们先到北大参观学习,印象最深的是李伯谦老师给我们讲的山西考古,当时我记得李老师特别强调的是,霍太山是一个文化区的分水岭,以南属于晋南的中原文化区;以北的文化具有北方文化特点,当时只有邹衡先生提出的“光社文化”,具体的文化面貌还不十分清楚,所以我们这次白燕的发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后来我知道它的更大的学术背景,就是苏秉琦先生对张忠培老师提出的——要搞清北纬40度的中原以北地区的文化面貌,晋中和张家口的考古发掘都是这个部署中的两个重要的点。八月下旬,我们来到了考古工地。太谷县是孔祥熙的老家,是晋商辈出的地方,县城里有很多非常高大的房屋建筑,是山西古建非常著名的一个地区。

我第一次带领学生发掘,是和很多田野工作经验丰富的著名考古学家在一起,有国家文物局的黄景略老师(左三),山西考古所的王克林老师(左二),吉林大学的张忠培老师(左四)和许伟老师。打前站的工作都是许伟老师做的,我们到这里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我和同事陈国庆是作为年轻教师参加这次实习工作,还有照相的刘俊山老师和负责库房和器物复原的王丹老师。

杨建华教授和王克林、黄景略、张忠培三位先生在白燕遗址

实习开始,先选择了寨疙瘩一个地点。培训班的学员来自于各省的文物考古部门,很多人在这之前都有田野工作实践经验。所以我第一次带学生实习就面对这些有经验的学生,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自信,总是跟在许伟老师后面,这样学生一旦有问题,首先就会问许老师。张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后,就让我自己再开一个工地,因为这片新工地原来种的是棉花,我们就把这第二个工地叫做“棉花地”。

杨建华教授(左一)和许伟先生(左三)在探方中指导学生

“棉花地”比“寨疙瘩”离驻地更近一些,所以张先生等老师下工的时候就会提前到我的工地看一下。我自己很快就适应了一个人负责一个工地的情况。张忠培先生和黄景略老师每次下工的路上,都会到库房看一下每天上交的小件,关心陶器拼对的情况。黄景略老师总是称赞王丹老师的敬业精神和管理有方。从他们身上,我也养成了在发掘过程中就关注器物出土情况的习惯,在进入室内整理之前就做到心中有数。

我记得“寨疙瘩”地点发掘的F2里边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很多陶片都是可以复原拼对起来的。发掘F2的学员就把这些陶片都带回到驻地,只要有时间就去拼对这些陶片。当时黄老师跟这位同学开玩笑说,你拼对成一个陶器就给你一瓶酒,他们还笑着打赌。这个同学后来拼起来很多很多完整的陶器,而且这些陶器里很少需要石膏来复原。也就是说,它们多是完整的器物,在这里被打碎了,可能是一种“毁器”的习俗。

山西的八月底,天气炎热,而太谷县白燕村喝的水是苦的。我们就去买很多果蔬来代替水分,主要的是西红柿。这种水如果做小米粥喝,还真喝不出它的苦味儿来。下午我们是三点上工,七点下工。上工的时候天气还是很热的,大家多会选择在背阴的探方壁下边发掘。到十月份的时候,探方向下已经发掘到将近一人深了。秋天风沙很大,探方隔梁上的土和沙粒被风直接吹到了我们站的探方里,很多就可以从衣领进入到衣服里边,所以当时在田野中都要穿风衣干活。进入十月份后就逐渐结束田野工作,进入到室内整理。每一个学员所住的老乡家的院子,就是我们整理陶片的地方。在整理阶段,张忠培老师去北京办事,我带着我们第二个工地的学员进行陶器的分期排队。当时我要求每个学员按单位摆放陶器,而且摆放的单位顺序是要按打破关系、从晚向早来排列这些出土陶片的单位。开始一点头绪都没有,后来一个来自河北省的学员告诉我,他们发现了按照单位从晚到早的顺序,陶片有不同变化。根据这些不同,我把新石器的陶器分为三期。等张忠培先生回来之后,我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先生非常高兴,说看看去,然后我们就一个探方一个探方地按照地层关系来检验这个分期,发现这个分期是成立的。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把早期定为半坡四期,中期是泉护二期,晚期比泉护二期略晚。“寨疙瘩”又发现了介于中期和晚期之间的遗存,相当于庙底沟二期。

在白燕村的生活,除了水苦以外,山西中部的口音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所以和当地村民的交往是非常有限的。有一天晚上村里放映电影,到第二天早上我们才知道。村民说在大喇叭里提前广播了,看来我们谁也没有听懂广播的通知才错过了这个电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洗澡的问题,一个多月里,我们要骑车20里路到太谷县城去洗澡,洗完澡再骑车回来,身上又是一身汗,有时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有些黑了,走山路的时候还有些害怕。

入冬以后,每个屋子里都分了煤,可以烧炉子取暖。晋中地区不同季节有不同的果蔬,最有名的是太谷枣,青枣下来时,民工每天下午上工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又脆又甜。到了冬天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苦水的了,我们就用凉拌萝卜丝或小米粥来解渴。

白燕的生活既是艰苦的也是有趣的,发掘期间的业余生活主要是用刚流行的砖头状的录音机听当时的流行歌曲。80年代初的流行歌曲也十分有限,所以每一首歌大家都会唱,也是很开心的。我们的民工中只有一个人的家里有电视,每当有球赛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他家里看电视。我其实看不大懂球赛,但是大家一起去看球赛,感受这个欢乐的氛围还是很享受的。当时与外界的交往只有鸿雁传情,只能靠邮递员送信。那个时代我和学生们都盼望着来信。大家最高兴的是在驻地的供销社等待来信,直到这封信的内容都快背下来的一周之后,才会接到下一封信。

白燕遗址的发掘是我指导学生的第一次发掘,能够和这么多田野经验丰富的老师在一起,真是幸运。我还记得黄景略老师在寻找土色变化时常用的动作,就是摘下他的草帽把阳光挡住,仔细地辨析着土色的变化,嘴里还念念有词的说着,“怎么不灵光了?”发掘开始后的十几天,“寨疙瘩”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陶鬲,张老师兴奋地把我们所有带队老师叫过来,当时他就把白燕的第一件陶鬲定在了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后来白燕遗址出土了几十件陶鬲,张老师确定的这件鬲的年代仍然丝毫没有变动。这件事让我很受感触,张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能够对商周考古的陶鬲定年有这么深的研究,这说明作为考古大家,深入的研究是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的。在白燕遗址发掘期间,常常和张老师聊天,他是一包烟和一暖壶茶水。许伟老师深有感触地说,和张老师聊天比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还多。我最受益的是听张老师评价当时新近发表的文章,当时的我对于印成铅字的文章都很崇拜,没有自己的看法。张老师的评价让我知道了能够从一点出发,层层深入地研究的是好文章,而涉猎面很大但没有深入研究的是不好的文章,这与后来张光直先生提倡的“小题大做”是一致的。这些观点对于我后来从事科研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张老师让我自己单独带一个工地,是给我一次锻炼的机会,而且又手把手地辅导,他每天上下工地都到我负责的发掘区检查。晚上的聊天最后都落脚到业务上,收益很大。生活方面与现在相比很是艰苦,所以吉大考古人的吃苦精神和严谨学风在国内同行中是公认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峡抢救性发掘中,各省考古队的领队大多是吉大毕业的。

在白燕遗址通过自己发掘的资料排出的分期结果是终身受用的。有了这个自己建立起来的年代标尺,可以把周边地区的同类遗存都纳入进来,拥有了学术发言权。84年我们作为研究生和张先生在甘肃大地湾遗址看陶器,张老师问我对年代的判断。我知道这是先生在考我,我回答后先生笑了,什么也没有说。所以,刚步入考古研究的人,一定要有一批自己亲手摸过的资料。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西亚两河流域新石器陶器的,参加答辩的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有国际对话能力。这对于中国考古学中的外国考古领域以介绍为主的水平来说是很高的评价。我研究的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资料,大多都是我没有看到实物的,尽管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看到很多典型标本,但是我可以通过发表的资料来进行研究。因为通过自己的发掘和整理到建立自己的年代序列的一个完整过程,我知道国外这些发表资料所代表的意义。一个研究者能够研究自己亲手发掘的资料的机会是很小的,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研究。所以发掘一个遗址,完成一部考古报告是从事考古研究的基础。除了对资料掌握的程度,对于一批考古资料的研究还取决于你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所以从当年张老师安排我完成从白燕遗址的发掘到整理的一个完整过程,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是从长远出发的,按照现在的师德学风建设,就是树立“厚基础,重实践,严要求”的教学之风。

(图文转自:“吉大考古”公众号)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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